作者：楊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為何如此迷人？當編者使用這樣的標題作為序言來概括《散文中的北京》之特色時，讀者也就不難想象這本書具有的美學風格了。在很大程度上，北京城市形象的塑造離不開作家們對北京城市的敘述與想象。文學處理城市的方式不同于建筑設計師或城市規劃者，而是將城市的地理空間轉化為文化空間、社會結構，乃至個人化的生活經驗。即使在中國文學的內部，城市也在不同時期被不同議題分割于不同結構之中，形成不同的城市形象。

《散文中的北京》張莉主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日前，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中的北京》一書與讀者見面。全書收錄了27位作家關于北京的散文佳作，涵蓋了從老舍、廢名、沈從文、郁達夫，到汪曾祺、鄧友梅、史鐵生、肖復興，再到邱華棟、寧肯、徐則臣、石一楓等文學史上各個時期和不同代際的作家作品，體例上依據內容劃分為“北京的思與情”“北京的人與事”“北京城的風景”三個部分，每部分選取作家書寫北京的九篇代表性作品，立體呈現出散文世界里的北京形象。

這些精心選取的作品大多已然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其本身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經典名篇，也是北京文學研究的重要文獻，如《想北平》《陶然亭的雪》《香山紅葉》《我與地壇》等等。《散文中的北京》將這些散落在文學史中的名篇佳作重新聚攏起來，本身就有文獻學的價值。盡管北京文學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豐富的成就，也達到相當高度的創作水準，但至今還沒有北京文學的作品集出版。這不得不令人遺憾。而本書選取散文來展現北京城市形象，則因散文不同于其他文類而特有的日常與隨性，更能與時代生活以及作家個體的感受貼近。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散文相對小說、詩歌、戲劇等其他文類所不具備的生活化與真實性，反而更使得北京的風物、情感乃至精神得以真實地保留下來，且這種真實乃是經過審美化的思考與省察后的體悟升華，故而也體現出北京城市經文學表達后的審美意蘊。

故宮一隅資料圖片

比如同樣是寫北平，老舍說，“我真愛北平”，“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么，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黏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景名勝，從雨后什剎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老舍喜愛“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帶給他悠然之感。而沈從文筆下的北平，則在思緒之中超越物質層面而生發出更多的文化感喟。沈從文想的是北平莊嚴偉大的歷史文化能否激發國人的生命熱忱，能否引起他們對祖國的“深刻的愛”。他甚至說：“北平十分嚴重的缺少的不僅僅是煤。煤只能暖和身體，卻無從暖和這個大城市中過百萬人的疲憊僵硬的心！”沈從文寫此文時，來到他闊別25年的北平，但經日本侵略后的北平早已今非昔比，不僅是北平城能見到的滿目瘡痍，更是整個國家民眾的精神依舊低迷。北平由此成為作家表達國民反思與文化理想的方式：知識分子應重建對知識和理性的尊重，以人文關懷撫慰戰爭給民眾和國家帶來的精神創傷。

“北京的思與情”既是作家眼中的北京形象，也是作家借北京表達自身所思所感的路徑。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北京”經由地理空間轉變為蘊含文化與情感維度的精神聚集體。“北京城的風景”也不單是自然風光，而是經由作家的書寫上升為文化地標，如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王統照的“盧溝曉月”、楊朔的“香山紅葉”，還有葉廣岑當年游玩其間的“頤和園”。如果說紫禁城、天壇、頤和園象征著北京作為政治中心的悠久歷史，那么原本平常的地壇卻因史鐵生的《我與地壇》而煥發光芒：地壇之于史鐵生首先是個實際的去處，似乎是在偌大的北京城特意為他開辟的寧靜之處，但更在史鐵生的哲思中成為與心靈對話的空間，成就了他無數頓悟的時刻——那是與自我和解的時刻。這種物我相忘的意境意味地壇帶給史鐵生靈魂深處的覺醒，甚至不啻為史鐵生之所以成為“史鐵生”的福祉。

北京頤和園十七孔橋資料圖片

如此說來，《散文中的北京》既呈現出北京城市風物的景象，更在作家的思緒中融合了作者自身的內心情感，體現出城與人之間的雙向奔赴，既使得城市帶有情感溫度和人文底蘊，也啟發作家思考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系。石一楓坦言，老舍的偉大不在于他寫了小羊圈胡同和北京小市民，而是透過北京觸及時代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他自身的寫作無須撫今追昔，“這里的人和故事天生與時代的走向息息相關，并且可以成為一個國家命運最典型的代表，也許這才是北京對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京味’如果只是作為一種腔調存在，其意義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足夠寬廣、深邃和具有總體性的視野和眼界，才是這個地方文學風貌的價值所在。”

毫無疑問，北京這座既傳統又現代的城市蘊含了太多可供書寫的內容，其自身的發展演變已經構成時代的微縮景觀而別有意味。《散文中的北京》收錄的散文涵蓋中國百年文學史，縱向上呈現出不同時期的作家對北京理解的差異性。顯然，在不同時期和代際之作家的筆下，北京往往表現出不同的文化景觀和時代特征，由此成為時代精神的隱喻。這固然與北京這座日新月異的發達城市相關，卻也離不開它帶給作家心靈的震顫。1936年，老舍眼中的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采菊東籬下，在這里，確是可以悠然見南山的”。而1989年經過改革開放洗禮的北京，在衣食住行和文化等方面早已顯示出不同以往的面向，呈現出現代化的都市景象。鄧友梅親眼見證了北京40年的發展，說“40年來北京發生了極大變化，現在仍在變化中。從發展趨勢來看，我想它會越變越好。再過40年，北京會以一個既保有傳統特色，又是高度現代化的城市矗立在世界上”。

鄧友梅預測得沒錯。如今的北京不僅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更成為世界級城市。但就文學而言，當代作家相比于前輩似乎更少關注自然風景，而更愿意寫城市景觀內部的“北京的人與事”。從本書這部分選取的作家大多為當代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這一點上，就不難發現。寧肯敏銳地發現新興建筑為北京增加了不確定性和不可把握性，“昭示了北京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徐則臣坦言自己生活在北京感受到“時間有了加速度”，“在北京我常常不安”。他說道：“因為我要寫，所以就潛下心來認真挖掘它的與眾不同之處，它和每一個碰巧生活在這里的人的關系，多年來它被賦予的意義對生活者的壓迫和成全。”這很自然地聯想到徐則臣對北京“底層”平民生活的實在描寫，這在他看來正是熱氣騰騰的煙火人間，直面城市繁榮背后的粗糲現實，深入城市的毛細血管透視北京。不妨說，當代作家對北京的書寫已經融入了他們對這個時代的思考——這正是此時此刻發生著的現實世界，相信讀者讀來也會有著切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