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輩子，經過幾個朝代，也已經過了八十幾個“年”了！時代在前進，這過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進步。

從我四五歲記事起到十一歲（那是在前清時代）過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時，我父親是山東煙臺海軍學校的校長，每逢年假，都有好幾個堂哥哥，表哥哥回家來住。父親就給他們買些樂器：鑼、鼓、二胡、洞簫之類，讓他們演奏，也買些鞭炮煙火。我不會演奏，也怕放炮，只撿幾根“滴滴金”來放。那是一個小紙捻，里面卷一點火藥，拿在手里掄起來，就放出一點點四散的金星。既沒有大聲音，又很好看。

那時代的風俗，從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親在過年前，就買些肘子、豬蹄、雞、鴨之類煮好，用醬油、紅糟和許多佐料，腌起來塞在大壇子里，還磨好多糯米水粉，做紅白年糕。

這些十分好吃的東西，我們都一直吃到元宵節！

除夕夜，我們點起蠟燭燒起香，辦一桌很豐盛的酒菜來供祖宗，我們依次磕了頭，這兩次的供菜撤下來，就是我們的年夜飯了。

初一，我們一早就穿起新衣，對父母親和長輩磕頭拜年，也拿到了包著紅紙的壓歲錢，里面是锃亮的一塊墨西哥“站人”銀元！

既不會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這一天最關心的就是附近幾個村落“耍花會”的到來了。這些“花會”都是村里人辦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鋦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輕人，擦粉描，很標致的！鑼鼓前導，后面跟著許多小孩子，鬧鬧嚷嚷的。到了我家門口，自然會圍上一大圈人，他們就停下來演唱，唱詞很滑稽，四圍笑聲不斷。這時，我們趕緊拿出煙酒點心，來慰勞他們，這一個花會走了，那一個花會又來了。

最先來的總是金鉤寨的花會。

到了1911年，我們回到福建福州去（那時已是中華民國時代了）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過年是十分熱鬧的。從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來。最先是疊“元寶”，那是用金銀紙箔，疊成元寶的樣子，然后用繩子穿成一串一串的，準備在供神供祖的時候燒；然后就忙掃房，用很長的撣子將屋角的蛛網和塵土，都掃除干凈，又擦亮一切銅器，如蠟臺、香爐，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銅鎖等。

大門上貼上新的鮮紅的春聯。祖父還用紅紙在書桌旁邊貼上“元旦開筆，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話。這些當然都是大人們的事，我們小孩子只準備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壓歲錢。

因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紅紙包里，只是一兩角的新銀幣，但因為長輩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給的壓歲錢，我們每人幾乎都得到好幾塊！

新年過后，元宵節又是一個高潮。我們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條街從來就是燈市。燈節之前，就已是“花市燈如晝”了，燈月交輝，街上的人流徹夜不絕。福州的風俗，元宵節小孩子玩的燈，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燈”與“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話，因此，外婆家送給我們姐弟四人的是五盞燈！我的弟弟們比我小的多，他們還不大會玩，我這時就占了便宜，我墻上掛的是“三英戰呂布”的走馬燈，一手提著一盞眼睛能動的金魚燈，一手拉著會在地上走的兔兒燈，覺得自己神氣得很。但最好玩的還是跟著哥哥姐姐們到大門口去看燈。有許多親友到我家街上來看燈的，我們都高興地點起用篾片編成的火把，把他們送走。

1913年，我們到了北京，又過起小家庭生活，過年供祖宗也不燒元寶了。給父母和長輩拜年也只鞠躬，不好意思拿壓歲錢了。家里沒有了大孩子，沒有人敲鑼打鼓。弟弟們只會放些小炮仗，過年就顯得冷清多了。

家庭里過年不熱鬧，而集體的節日慶祝，卻一年一年地擴大了，機關和學校里都有新年團拜，大門口還張燈結彩，也有種種文娛節目。如今呢，過年慶祝活動，更是以集體為中心，真是普天同慶！以近兩年來的“地壇文化迎春廟會”為例，會上什么都有，參加的人既飽了眼福、耳福，又飽了口福。去年到過迎春廟會的朋友，回來都十分興奮，我雖然因為行動不便，不能參加，但從報紙上的消息里，我已經想象到了那歡騰熱鬧的盛況，精神上已經參加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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