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啟示我們：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今天，當我們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不僅沒有理由改變我們的開放信仰，反而更應堅定這個信仰，讓開放繼續推進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讓開放繼續塑造國家經濟未來，讓開放引領我們到世界舞臺中央。

——鄭永年

本文內容為鄭永年教授新書《開放中國：新時代新格局》后記，從國內和國外兩個維度來解析中國應該如何實現高水平開放。

“讀懂中國”創辦以來，我每年都參加這個重要的論壇，也想著為這個論壇做些什么。這次，很高興這本《開放中國：新時代新格局》能夠被納入“讀懂中國”系列叢書當中。不久前，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海內外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讀者提供一個“讀懂中國”的窗口。

▲鄭永年教授新書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際來看，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超級全球化”正在被一種“有限全球化”所取代。西方世界在跨國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力量推動下，出現了中產階級塌陷、貧富差距擴大、經濟虛擬化等各類社會經濟問題，進而導致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思潮快速崛起。在經濟民族主義的推動下，西方世界將經濟和產業問題泛安全化，在經貿、科技和關鍵供應鏈領域鼓動與中國“脫鉤”。這導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循環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在這種壓力下，有些人發出了擔心的聲音：中國是否會迫于外部的環境壓力，停止對外開放的步伐？

本書給出的答案是：絕對不會。中國不僅不會走上封閉國門的道路，反而會在原有的開放模式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打造一種系統性的“升級”版的開放，即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中國近代以來的開放，先后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后的“被迫開放”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主動開放”，無論是哪次開放，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所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今天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從國際國內兩個方面來理解今天中國的“高水平開放”。

第一，從國內來看，經濟發展的概念從傳統上強調經濟增速邁向“高質量發展”，從“單一指標的發展”轉向“全面綜合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不斷引進外資、技術，加快與國際規則接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過于偏重經濟增長速度的發展模式也帶來了區域、群體之間發展不均衡，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而缺乏足夠的社會保護，環境和生態破壞加劇等系列問題。與此同時，經濟領域的改革進入“深水區”，產業和供應鏈升級加速，技術領域的核心環節遭遇“卡脖子”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這些由原有的開放帶來的外部性問題，無法通過原有的開放模式來解決，而是需要對開放模式進行調整和升級，將開放的重點轉移到當前中國發展最關切的領域上。

第二，從國際來看，中國規則話語權實力與經濟實力不匹配的現象，阻礙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制約著中國國際形象和“軟實力”的提升。中國業已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同時還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和豐富的商業實踐。但是這種優勢并沒有相應轉化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規則優勢。在核心技術領域、市場商貿領域的許多標準和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依然掌握在西方國家的手中。西方現在對中國的許多指責，也都集中在這個領域。這也是中國在解決了“挨打”“挨餓”問題后，要著重通過新的高水平開放來解決“挨罵”的問題。

為此，要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就必須同時著眼于國內和國外兩個維度來開展。一方面，要將國內的市場規則統一起來，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在這方面，《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已經針對性提出了系統性的方案，這也是雙循環發展格局中內循環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在統一國內的基礎上，高水平對外開放應當致力于使中國的規則“走出去”，對現有的國際規則進行改革、補充乃至創設。同時，在外部環境變化的壓力下，中國更應當堅持單邊開放的政策，以分化瓦解針對中國的打壓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更好地為中國的發展爭取新的有利環境。

在實現規則統一和規則國際化的過程中，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或者經濟高地。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有能力成為這樣的平臺。這一地區在上一輪開放中，就是外循環的重要產物。大灣區城市產業鏈完善、外向型經濟發達、文化親緣相近、國際化程度高，擁有比較完善的國際營商環境及規則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融合實現共同發展，打造金融、科創—制造業、科教三大世界級經濟平臺。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就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

高水平對外開放也根植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改革的歷史基因當中。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本身是“地方性”和“世界性”共同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也把自己的實踐置于“世界性”之中。歷史地看，在事實層面，離開了“世界性”，就無法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更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同樣，離開了“世界性”，就無法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實踐，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對于世界的意義。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原因。從這個角度來說，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僅是中國國內治理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問題，還是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問題。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中國要實現的目標還包括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為世界提供確定性、穩定性和正能量。與高水平開放相適應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方案，且這一方案也將具有全球意義。

本書收錄的筆者近年所寫文章、所作采訪和演講，正是圍繞著以上主題展開的。這些發表在不同時間的內容，呈現了筆者對新時代中國開放模式的思考，包括對外開放面臨的新環境、出現的新特點和采取的新方式。借著本次出版機會，將這些思考以更加成型、系統的方式展現給讀者。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長期從事中國內部改革發展與外部影響相關研究，出版著作數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