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濤（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

眾所周知，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曾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個“早”字。關于此事，不僅魯迅夫人許廣平提到過，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的老師壽鏡吾之子壽洙鄰的夫人曾玉堂也說過。

魯迅所刻“早”字真跡照片紹興魯迅紀念館提供

曾玉堂于1951年9月從紹興移居北京。1962年9月初，紹興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張能耿到北京拜訪她，請她談談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的一些情況。她談到了魯迅的“早”字，被張能耿記錄在《魯迅早期事跡別錄》中：

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用過的那張兩斗桌，也是壽家保存下來的。解放初洙鄰夫人在紹興時，她告訴有關人說：“這是魯迅先生當年念書的時候用過的。”桌子面上右前角刻著的核桃大的那個陰文“早”字，她說：“這個字是當年魯迅先生親手刻的。”一九五六年許廣平同志來紹興，到三味書屋參觀，陪同的同志說三味書屋已完全恢復了原狀。她就拿著手電筒到魯迅的書桌上去尋那個“早”字。說魯迅先生告訴他，少年時候在三味書屋讀書，每天按時上學。但是有一天遲到了，受到了老師的責備。他就在書桌上刻了個“早”字，一輩子記住了這件事，以后就再也沒有遲到過。許廣平是過去聽魯迅講的，洙鄰夫人是當年聽壽鏡吾先生或壽洙鄰先生講的。現在兩人所說，不謀而合，也就進一步證明了洙鄰夫人所回憶的材料，一般都是比較有根據的，可信的。

從上述內容可知，魯迅在三味書屋課桌上刻“早”字的事是真實存在的。曾玉堂在紹興居住時，就將此事告訴過紹興的一些人士，但是好像這事在當時不太為人注意，也沒有廣泛傳播出去。

直到許廣平在1956年參觀三味書屋時，再次提到這件事，并親自從課桌上找到了魯迅所刻的“早”字，大概從這時開始，魯迅在三味書屋的課桌上刻“早”字的故事才逐漸流傳開去。

魯迅在三味書屋的自己的書桌上刻“早”字，來誡勉自己不要再遲到，對廣大青少年學生來說，富有教育意義。因此，幾家魯迅紀念館在制作的魯迅生平陳列中，不僅展出了仿制的魯迅課桌，還突出介紹了刻“早”字的故事。

此外，魯迅在三味書屋的書桌上所刻“早”字的圖片也被收入多種魯迅題材的圖書和畫冊之中。如王錫榮選編的《畫者魯迅》一書，把魯迅在三味書屋的課桌上所刻的“早”字的圖片作為魯迅的“篆刻”作品之一。該書收錄了魯迅在三味書屋的課桌上所刻的“早”字的圖片，并作了如下的說明：

魯迅早年在自學美術的基礎上，曾接觸過篆刻。此系魯迅刻于“三味書屋”自己的書桌上者。據記載，魯迅因父親病，時常一早外出為父親找藥引等，曾因此遲到而受壽鏡吾責罰，因此刻此“早”字以明志，誓不再遲到。此字跡至今仍可見于紹興三味書屋內當年魯迅書桌一角。（王錫榮選編《畫者魯迅》）

總之，幾家魯迅紀念館在展覽中展出的仿制課桌，都在課桌上復刻了一個字跡清晰的“早”字。一些魯迅題材的圖書和畫冊收入了字體飽滿的“早”字圖片。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早”字的形狀與魯迅在三味書屋的課桌上所刻的那個真實的“早”字有所不同。

筆者見到一封紹興魯迅紀念館資料室在1980年11月15日致某位同志的信，并提供了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在課桌上所刻的“早”字的拓片，信中說：

×××同志：

今寄上“早”字拓片貳張，其中比較模糊的系原物拓片；另一張為復制拓片，現一道寄去供您挑選。

此致

祝

冬安！

紹興魯迅紀念館資料室

80.11.15

仔細觀察信中所附的兩張“早”字拓片，可以看出，原物拓片，即模糊的那一張拓片，是從魯迅在三味書屋的課桌上拓下來的，雖然能辨認出“早”字的大概字形，但是“早”字的上半部分字跡模糊，不易辨認出具體的筆畫；而復制拓片，不僅“早”字的字跡清楚，而且刻寫的筆跡也比較飽滿。對比原物拓片和復制拓片，可以看出，魯迅所刻的“早”字，字跡帶有兒童書寫的特點，書法功底不高，而復制拓片中的“早”字，字體圓滿，帶有一定的書法功底，顯然是經過了修飾和美化。

大約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紹興魯迅紀念館提供的這張“早”字的復制拓片被一些圖書和畫冊刊用，由此流傳開來，以致王錫榮選編的《畫者魯迅》一書，也刊登了這張“早”字的復制拓片。

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的課桌是魯迅家購買的，后來被三味書屋的主人壽鏡吾的家人保存下來。壽鏡吾的家人后來將三味書屋捐獻給國家，其中就包括了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的課桌。據悉，魯迅的這張課桌曾經在紹興魯迅紀念館長期展出過，但是后來因為文物保護的原因，紹興魯迅紀念館在20世紀90年代將這張課桌收入文物庫房珍藏，在展覽中展出的是這張課桌的復制品。

2024年3月11日，紹興魯迅紀念館響應國家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讓藏品“走”出來，讓文物“活”起來，將長期珍藏在文物庫房中的國家一級文物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的課桌搬進展覽大廳，讓觀眾可以近距離沉浸式觀看這一珍貴的文物，特別是可以近距離欣賞魯迅當年在這張課桌上所刻的“早”字原貌，讓參觀體驗更真切也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