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恩平 Niels Peter Thomas，施普林格·自然全球圖書總裁，博士）

在1974年夏天一個忙碌的夜晚，聯邦德國出版人海因茨·格策博士繞道巴黎登上前往北京的飛機。那時，因為中國和聯邦德國建交剛一年多，兩國之間尚未開通直航。作為一家著名國際學術出版機構的共同所有人兼董事總經理，格策此行應中國圖書進口公司之邀，赴京逗留一周，目的是討論如何將國際學術圖書和期刊引入中國，以支持中國大學的科研和教學。

1994年第五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展臺。作者供圖

回顧20世紀70年代，不得不驚嘆這個非凡的開端——施普林格出版社與中國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前身為中國圖書進口公司）之間自此開啟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如今，合作已延續了整整50年，在雙方幾代管理層的熱切支持下，合作不斷強化。

對于施普林格出版社來說，這一切都始于1974年的復活節。還記得，那天剛好是個星期一，中國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首任大使來電，首次正式邀請一家西方出版公司高層訪華。

時任中國圖書進口公司負責人于強，早在20世紀50年代公司還名為國際書店時，就曾在業務接觸中知道了施普林格出版社。正是基于這種因緣，他以非凡的魄力和遠見，在那個年代，通過這一邀請成功建立了與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業務聯系。施普林格出版社本身，也許當時仍然由于德國在二戰中扮演的可怕角色而受挫，所以正以開放的態度試圖重建與世界各地作者的聯系，包括中國學者。

1980年，施普林格出版社在北京一個數學研討會上舉辦外國數學圖書展，出席者包括著名數學家吳文俊（左二）、陳省身（左四）和江澤涵（右三）。作者供圖

施普林格方首次訪華是在1974年6月14日。那一周，中方為兩位德國客人——格策和出版社銷售總監霍爾茨——安排了商務會議并穿插觀光活動。當時，雙方還沒有合作經驗，大家不免拘謹。但事后看來，會面很成功——此后從德方進口的學術圖書和期刊數量逐年增加，而中國圖書進口公司（CNPIC）日后也發展成為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CNPIEC，增加了出口業務）。歷經50載，中國業已成為科技新知的最大來源地之一，實現了科學知識“進出口”之間的平衡。

在接下來的幾年，雙方關系快速發展。1977年，丁波擔任中方管理層的領導時，雙方已建立了信任，合作迅速升溫。德方的第二次訪問成行于1978年，施普林格派出一個小型代表團，不僅訪問了北京，還去了南京和上海——當時的中國處處萬象更新。

1979年3月31日，雙方在中國美術館共同舉辦了一個西方圖書展，這在二戰之后的中國還是首次。書展超乎尋常地引起中國學界和圖書館界的極大興趣，相同的展覽同步在四個大學較多的城市舉行，分別是濟南、南京、杭州和成都。隨后在1981年，還是在中國美術館，又舉辦了一次書展，重點是醫學圖書，其中包括施普林格首次為中國作者出版的著作。自此之后，雙方舉辦了越來越多的訪問和書展，活動通常都與科學會議同時舉辦，以便各方科學家之間建立聯絡。

當然，我們與中國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的密切關系還體現在我們參加了中方主辦的歷屆北京國際書展，包括1986年9月5日至10日舉行的首屆書展。書展起初是每兩年舉辦一次，后來改為每年一次。所有良好關系的不斷發展都基于相互信任和支持。一方面，中圖公司幫助了施普林格在中國進行展示；另一方面，施普林格也支持中圖公司在歐洲擴展業務。1986年，施普林格在其位于德國海德堡-羅爾巴赫的辦公大樓內為中圖公司設立的歐洲分公司提供辦公場所。三年后的1989年，中圖歐洲分公司在業務快速和成功發展之后，遷入了自己的辦公大樓。除了辦公場所之外，施普林格一開始提供的密集支持還涉及后勤和行政，我們甚至為中圖的員工尋找公寓、采購家具和家用電器等。

兩家公司的關系日益牢固。盡管今天的員工都沒有參與過早期的合作，但我們都受益于這種獨特的、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長期關系，并且每天我們都在通過共同的努力，推動這一關系向前發展——從圖書和期刊、進口和出口、訂閱和開放獲取，到印刷和電子出版物，甚至到高科技應用。

我不禁想，我們的前輩預見到了他們的決策會在50年后產生現在這樣的影響嗎？他們也會驚訝于兩家公司日后結成的牢固聯系嗎？抑或他們只是受一種理想的驅動，即研究人員總是應該分享其發現，以促進科學在任何地方都能取得最快的進步？

今天的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什么？我認為，我們可以從這段歷史經驗中學到的一點是，我們每個人作為一個個體，都可以對積極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盡管成果可能需要50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看到。假如我們希望看到世界進步，那就不應止步于想象。不管世事如何變化，我們始終需要進行學術交流，將科學知識從世界的一端帶到另一端，不論50年之前還是50年之后都是如此。我希望，未來當我們雙方共聚，攜手歡慶施普林格出版社與中圖公司建立合作關系100周年時，大家都能再度滿懷自豪地回顧共同推動的發展進步！